在市场没有率先定价的时候，在医疗保健服务的“自由贸易”中，通过交易双方的合意，一台手术、一次会诊就自然形成了自主定价。在这个现象里，我们没有看到“回扣”和“红包”的存在，因为这里面实际上是纯粹的购买服务

医疗服务价格的形成

何铁强（2002-11-18）

 

把医疗保健作为是一种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提供的商品，这不独是在单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卫生决策者所不能接受的观点，同时也会是福利制度下把医疗保健作为全民的一项福利提供的卫生决策者不能接受的观点。

原因很简单，如果医疗保健是一种实在的“物”成为一个计划系统的部分或是一个单方面向大众免费提供的时候，人们很难去衡量这个“物”的“对价”，而只有它是我们日益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的一部分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可能存在的“价格”或者“标准”来量度我们社会中所提供的医疗保健是有“较好的”效用还是“较差的”效用（针对这个“价格”和“标准”而言），是有效率的还是没有效率的（针对一个可比的其它医疗保健提供系统而言）。

从常识中间，我们知道，当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提供医疗保健的时候，总是附随着药品、医疗器械、一次性医用材料的使用，人们常常抱怨的“看病贵”实际上总是“贵”在了这些物品上，于是人们就抱怨医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操守）”不断地滥开“大处方”和“检验单”赚着昧心钱。

在这一点上，我几乎不否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存在着通过附随商品谋取附加收益的激励这样的事实，因为这符合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尽管常常各种附随商品的使用都有在医学专业上的相对合理性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激励存在的基础就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只有通过这样的激励才能在现实环境下获得相应的收益。换言之，假设没有这样的激励，不光附随商品的附加收益是不存在，提供医疗保健本身的收益通常会是零或者是负值。

那么，回过头来看，在单纯计划经济或者福利制度条件下，医疗保健的提供可以做入计划之中或者福利之中，而无须考虑其收益，也就是常言道有所“补偿”就足够了，至于“补偿”多少是在所不论的，当然事实上也是无法衡量的，因为卫生决策无法确知提供和需求的均衡点在哪里。

所以，一切问题的根本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疗保健提供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在市场机制下衡量医疗保健本身的“价值”是什么，是多少，无论是未来在卫生决策中是要将其中一部分或者全部放在“公共品”或者福利的计划中（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不能将医疗卫生事业完全市场化的观点），都能够以市场衡量的“价码”为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保健本身是一种服务。它凝结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通过专业知识形成（具有较高人力资本付出的）向社会大众提供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市场环境下，它必然要以一定的价格来体现其价值。这个价格可能是通过竞争条件下形成的单一的显性价格，也有可能是在不充分发育的市场环境下以若干显性价格以及各种隐性价格来进行补偿的组合型的价格形式。无庸讳言，医疗保健在当前的社会所暴露的尖锐问题或者称之为根本症结恰恰是后者的表现。“回扣”和“红包”就是普遍存在的两种隐性价格。从职业伦理的规范讲，当然不能把这样的隐性价格直接显性化，但是就医疗保健服务本身的价值而言，实在是需要形成独立于那些附随商品之外的价格体系，而且在当前日益深化建构的市场经济模式下，推动医疗保健服务行业的发展，建立医疗保健服务的价格体系更是显得尤为迫切了。

把医疗保健当成是一种服务（而不是天使的馈赠），把这种服务作为一种商品来经营（而不是作为一项使命来完成）。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把医疗保健服务的价值量化和变成具有可交易的性质；在社会学意义上，是实现医疗保健服务由神性化向人性化转变的过程；在政治学意义上，医疗保健服务不再是御用工具，而是社会保障制度下公民当然享有的权利。

其实，无论是否接受这样的变化，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已经不随人的意志转移而悄然展开了。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医生走穴”，它的优也好弊也好，不是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在市场没有率先定价的时候，在医疗保健服务的“自由贸易”中，通过交易双方的合意，一台手术、一次会诊就自然形成了自主定价。在这个现象里，我们没有看到“回扣”和“红包”的存在，因为这里面实际上是纯粹的购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