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背景下，有关部门出台这个“管办不分”、“政事不分”的文件，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目标和手段的冲突，不得不让人怀疑部门利益和国民利益的冲突

为了让成千上万家医疗机构真正拥有独立采购的市场权力，为了促进政府职能真正到位，我们不得不再次重申“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的医改原则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工程，医改框架的设计不可能涉及到这项工程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为了避免改革中的重大波动，必须采取两个重要的改革策略：一是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进行试点。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已经建立了广泛覆盖的医疗保险制度，并且医疗机构改革也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可以鼓励这些省份作为试点，继续推进改革。二是借助市场演进的力量来完善制度。尊重市场的演进力量，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国际经验表明，医疗服务市场的议价机制会产生先进的费用支付方式和风险管理技术，提高医药卫生体系的效率，这时候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发布市场信息，进行公正监管对市场的平稳运行给予支持。

许多人把解决药品价格虚高的希望寄托在医药分家上，将其视为治理“看病贵”这一痼疾的灵丹妙药。上海、北京、福州等一些城市均进行过医药分家的尝试，但因利益难以均衡大多无果而终。本文剖析了发生在上海的一个不成功的案例，试图以此探讨“医药分家”过程中的难点和关键之处

国际经验显示，在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例如德国有一半的医疗机构是私立的，在日本80%的医疗机构是私立的；在实行国家健康保险的加拿大，绝大多数医疗机构也是私立的；即使在实行国家卫生服务的英国，其社区卫生服务几乎都由个体开业医生承担。

“补供方”和“补需方”两种模式差异的实质是：谁在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补供方”实质上就是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医疗资源的分配，尽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对医疗机构绩效考核的结果来配置资源，然而从考核指标的设计，到考核程序的制定，到考核结果的解释都是由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的。“补需方”的实质是由市场机制分配包括国家财政投入在内的医疗资源。参保人自由选择就医机构，医疗保险基金（包括财政投入资金）的支出跟着病人走。这样，服务质量和医疗质量好的医疗机构必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病人，获得更多的医疗保险支付（包括财政投入资金），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

社会保障制度经常被认为是富人对穷人的“善行”，或者是国家强制的“劫富济贫”。前者是基于“道德人”的假设，而后者则基于“万能的、公正的政府”的假设。然而这两种假设都有欠缺之处：富人们的“善行”会不会变卦？政府无所不知的智慧和无穷的能力来自何处？

一旦医、保双方的议价机制建立起来，政府就可以放弃对药品价格和药品批零差价低效率的管制，让药品价格回归市场；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为了不扭曲药品的市场价格，医疗劳务价格同时也应该回归市场，让医、保双方的议价机制取代政府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