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不断地灌输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种群体至上的价值导向。但是，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到《国家的兴衰》，奥尔森让我们看到的却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先个人后集体，先集体后社会的利益取向。这一人性弊端至今还顽固地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瓷器店里的哄抢打碎了许多贵重的瓷器，其结果看似不合理，其实非常合理。如果我们忽略了对群体与个人理性行为的了解，不但会陷入阿Q的精神境地，而且也无法对瓷器店里哄抢这类现象进行解释，因而找不到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窍门。

这正是人类社会最棘手的一个两难状况。一方面，政府必须拥有权力和强制手段才能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私人财产、取缔掠夺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人民进行掠夺。经济繁荣需要的是一个扶助之手强有力、掠夺之手受约束的政府。而要做到这一点，难度其实相当高

当权者在两种情况下愿意发展和完善市场机制：一是对自己有利时，二是迫不得已时。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简单地由国家集中控制资本、以国家垄断对付资本家垄断，而是让资本为广大民众服务，排除阻碍人们致富的主要障碍，以竞争打破垄断。这是一种协调民众激励与社会目标的方法，它能调动亿万人的积极性，在动态中求平衡。反过来，“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就象是一场没有运动员的竞赛一样乏味和滑稽。它扼杀了人们参加竞争的积极性。无论起点如何，最终还是要走进死胡同的。 

中央计划经济一般经历三个阶段：涵盖利益主导期，分利联盟发展期，以及体制僵化期。

诚然，在交易费用很高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要比市场整合有效得多。应该注意的是，现有的产权拥有者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而产权有偿转让的方案则会使问题复杂化

退出在市场中是一种简便而有效的选择，顾客用手中的钞票进行投票，决定竞争结果。然而，退出并不是万能的。赫希曼发现，退出的作用有限，主要是受到不能退，不想退，退了也白退这几个限制。

人们做事总是不落人后，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在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要看其他人做不做。只要做这件事的人多到超过了一个临界量（Critical Mass），即使是坏事也会跟着做。同样，要是做一件事的人减少到临界量以下，即使是好事也不愿意去做。

每一个国家的公共部门都存在部门利益（包括地方利益）。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部门利益像我们国家这样和部门中的个人利益联系得这么紧密、在体制中获得这么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部门利益个人化演变到今天，已经直接地危害政府的执政能力，破坏市场机制的建立，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部门利益的喧嚣是和谐社会交响乐中最刺耳的噪音。整合部门利益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